）此外，有些法律规范在制定中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法律后果的规定。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目前也剩下了理论意义，因为在实践上，犯同样严重罪行的中国公民在国内被判死刑的概率要远高于国外。从有关刑罚目的理论分析，死刑保留论的立场主要基于报应，其正当性论证可以从正义(justice)寻求支持。
二是宪法生命权和人的尊严条款。[52]国家学说的多样性必然导致理解和运用上的分歧，不过，如纯粹法学般简单处理也只是一厢情愿。[34]在我国，主张死刑违宪的学者主要也是将生命权和人的尊严作为废除死刑的根据。从社会契约论来看，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待死刑问题存在差异。在谈及死刑问题时，更多的是就列宁和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矛盾的论述，来论证保留死刑的合理性。
1999年12月，阿尔巴尼亚宪法法院裁定死刑违宪。联合国第62届大会2007 年12 月18 日通过的《暂停使用死刑》的大会决议（第62/149号）的序言中提出，使用死刑有损人的尊严，深信暂停使用死刑有助于加强和逐渐发展人权，因而吁请保留死刑的缔约国暂停执行处决，目标是废除死刑。俄国当代学者马尔琴科在《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律适用一节中，就不时引用舍尔舍列维奇的观点。
若不能正确解答这些在司法制度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也会影响到司法理论的意义。在1988年《法学基础理论》将法律效力、法律解释和法律类推从法律适用中独立出来单成一章之后，法律效力部分逐渐脱离法的运行论，进入法的概念论。而到了1994年《法理学》中，刘升平直接提出了法律适用的专业性特征。1949年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科学研究员集体编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程》指出：法权的适用就是法权的生效，是法权的实行，是法权所制定的那些规定与规则的实现……因此苏维埃社会主义法权的适用，首先依靠苏维埃人民的自觉及其对表现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政策的并符合苏维埃人民社会主义法权意识的苏维埃法律之尊重。
刘升平指出，法律实施，包括守法和执法两个方面。置身于此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法理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讨论的影响。
当然，应当看到，强制型司法在具有强制性、工具性、阶级性的同时，也具有若干符合法治要求的因素：第一，强制型司法提出了正确、合法、及时的法律适用要求。下文选择两个对当前司法理论而言比较迫切的问题予以阐述。第一，权威型司法取代强制型司法，是与法理学学科精神气质的变化紧密关联的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研究法理学教材相关内容的变化构成本文的形式线索。
检察权独立宪法地位的获得，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母国苏联，沿袭至中国，检察权已经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截然不同。其次，强制性与权威性是联结法律基本特征与法律适用基本特征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背景下，法理学界在区分司法与行政的基础上，开始讨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分。在从制度和实践层面树立司法权威性的同时，也要继续研究作为理论维度的概念的权威型司法所面临的问题。
相比之下，字面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主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字表述都是很明白的确切符合其原意的，社会主义国家竭力做到使字面含义确切符合立法原意。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是执法机关。
在这里，自觉与强制这一对范畴出现在对法律适用的解释中。他指出，法律适用这项权力只能由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具有此项权力。
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检察权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体系中独立的宪法地位，直接原因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司法改革的重大课题。孙笑侠的研究可谓开司法权与行政权性质研究之先。相对而言，诉讼法学对中国司法转型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与相应研究视角相关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上。俄国当代学者马尔琴科在《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律适用一节中，就不时引用舍尔舍列维奇的观点。在强制型司法中，法律执行就是法律适用，法律适用就是法律执行，二者互不区分。强制型司法过于强调阶级性并且体现在法律解释这一法律适用的基本技术之中。
正是明确将司法权主体限定为法、检两机关，才确立了法律适用的权威性。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存在差异，因此各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内容在这三个维度上各有侧重。
四、结语 在过去近70年间，中国司法实现了从强制型司法到权威型司法的转变。从狭义上说，主要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对社会进行的组织和管理活动。
近年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来，检察改革在司法改革中如何定位已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变革总的理论观点是主张司法权是法院的审判权，检察权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权。
（三）强制型司法的特征 １．强制性。尽管法律职业不限于法官和检察官，但法官和检察官是法律职业的代表。但是，判断权说并非没有意义。法律解释的目的充满了阶级性，法律解释的尺度也就充满了阶级性。
如何理解这种范式性转变？法理学、宪法学、司法制度、诉讼法学等学科的学者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上述两点之间还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针对作为20世纪末期出现的司法权理论变革的代表的判断权说，权威型司法如何回应，如何认识司法权的判断性与司法的权威性之间的关联，在判断权说之外还有没有与权威型司法关系更为妥当的司法权理论？这些都成为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二，要进一步认识并处理好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特别是新出现的监察权之间的关系。
1981年，刘升平提出了法律适用的上位概念———法律实施，并将法律实施作为独立的一章，法律适用理论作为该章的重要内容。这样，强制职权概念在法律适用理论中的地位得以凸显，并直接影响了强制型司法的形成。
这些都构成权威型司法中的问题。法理学学科精神气质的变化典型地体现为学科名称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延续了1979年《国家与法的理论》在法律适用中重视公、检、法三机关的作法，并充实了关于公、检、法三机关的论述：公安、检察、法院又简称为公、检、法三机关，它们是代表国家专门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执法机关。刘升平改变了他此前的作法，转而区分了法律适用与法律执行：法律执行，简称‘执法，也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
学术讨论是一方面，制度规定则是另一方面。这种分化在法尔别尔那里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不重要的，凯里莫夫则将它们区分开来，客观上为此后强制概念在法律适用理论中再度扮演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强制型司法逐渐演变为权威型司法。这项权力只能由享有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行使，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行使此项权力。
强制型司法的工具性特征，也是将强制型司法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重要证据。这一任务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得到重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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